4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解放思想与观念更新开始。新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也依然要从进一步解放思想、观念更新出发。因为，观念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观念能够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社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而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步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

《决定》围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提出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以及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五方面改革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可以说，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伟大的觉醒，是从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开始的，特别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开始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回顾历史，解放思想与打开国门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逻辑起点。自1978年以来，伴随着对外开放，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均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具体而言，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从1978年的2.6亿美元，稳步增长至2023年的1632.5亿美元，增长了627.03倍，平均增幅25.9%，实现了跨越式的飞跃。

从增长幅度来看，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增长尤为显著，中国在全球外资版图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的激增，则进一步证明了外资对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信心与期待。同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同步性。这一现象反映了外资进入中国的内在逻辑：随着投资项目的增多，实际利用的外资金额也随之水涨船高，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投资环境不断优化的体现与结果。

1979年-1989年，深圳市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到27亿美元。到1999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已超过200亿美元。2010年，深圳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长至42.97亿美元。到2020年，深圳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86.83亿美元，同比增长11.8%。2022年，深圳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10亿美元。2023年，深圳市新设外资企业8002家，同比增长86.6%。2024年前四个月，全市新设超2600家外资企业，占全国比重超15%。

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355亿元。到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17568.3亿元，增长了1176.57倍，平均增长率为14.97%。深圳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1.41亿元上升到2023年的38710.70亿元，增长了274534.04倍，年均增长率为26.9%。1987年，深圳的出口总额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已是第三，1988年则跃居第二位。从1993年起，深圳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开始连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这些数字变化背后，展现的是国家外贸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环境的进一步优化以及出口退税等激励措施有效实施的成果。40多年来，以制度创新为引领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激发着外资、外贸企业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尤其是制造业的崛起与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产业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需求的有力支撑。实践证明，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以开放促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必然要求。

高水平对外开放通常是指一个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采取更加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和政策，允许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无制度障碍的交流与合作。具体来说，应该包括以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的规则衔接与制度对接为标志的制度开放；以降低贸易壁垒，增加市场准入，促进资本、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为标志的经济开放；以制定有利于国际合作的政策，鼓励外国投资，保护知识产权为标志的政策开放；以提供更多的国际教育机会，鼓励学生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为标志的教育开放；以共享科研成果，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为标志的科技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其根本在于促进所在国自身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国际化水平，提高并增强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将有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有序解决诸如气候变化、贫困与疾病等全球性问题。而更高水平的开放则意味着更彻底的思想解放、更深刻的观念更新与更坚定的改革举措。

第一，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没有经济的切实发展，就无所谓高水平对外开放。归根结底，发展还是硬道理。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共同富裕的根本不是简单的二次分配，而是在经济的持续发展过程中把社会再分配的“蛋糕”做大，实现增长中的共同富裕。尽管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自动带来共同富裕，但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没有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物质保障。经济发展通常意味着生产力提高、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改善和对外贸易的繁荣。这不仅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更高水平的开放奠定了强大的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共同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要通过改革和创新，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使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标之前提保障，从而也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提保障。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曾这样阐述：市场的开放是推动繁荣与创新的根本动力。开放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经济繁荣与制度昌明的社会。

第二，要建立以制度开放为着眼点的更加包容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以便中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制度开放的关键在于与经济全球化的规则性接轨，它要求在深化改革中，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开放度与国际化水准。其一，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其二，完善法律制度环境，加快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的改革步伐，增强国际社会对开放的中国所带来的政策红利的享受度与认可度；其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尊重知识创造，增强社会规制的透明度，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加公平、公正、透明、非歧视性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制度环境；其四，推动制度内涵型开放，通过不断破除制度的自我锁定来实现制度的有序演进和成员权益的动态调整，提升制度的全球化适应性；其五，推动制度外延型开放，通过不断推动制度之间的对接来构建相互协同的全球制度网络，从而实现全球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全球分工体系的系统性重组，达到合理分配全球化收益的新的制度均衡。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是以主动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的一体化与高度发达的市场化。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

第三，要推动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发展多元化的国际经济合作，为各国资本、企业提供更加广阔的无制度障碍的市场空间。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通常与降低贸易壁垒和促进国际商品与服务的流通相关联，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水平、国际化程度及开放度的重要指标。贸易自由化是指减少或消除包括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国家之间贸易障碍限制性措施，其目的是减少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让市场的力量决定商品和服务的流通走向。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国际协议、区域贸易协定或双边贸易协议来实现，如RCEP就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区域协议。贸易便利化是指简化和加快国际贸易流程，提高贸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这包括改善海关程序、减少文书工作、采取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等措施。贸易便利化将有助于减少货物在边境等待的时间损耗，降低运输和物流成本及相关的交易费用。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便利化两者相辅相成，是同一过程中相互支撑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贸易自由化通过减少贸易壁垒，为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贸易便利化则通过提高贸易效率，确保商品和服务能够无制度障碍地快速、低成本进入市场。当然，贸易自由化更需要贸易便利化的支持才能实现其目标。因为，即使贸易壁垒被降低或消除，如果贸易流程复杂、成本高昂，那么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及制度红利也难以完全实现。所以，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过程是开放型的新型经济体的构建过程，更是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过程，但根本上还是改革与制度创新的进程。

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性的、推动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过程，不仅仅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发挥各自要素禀赋的优势，实现资源和产业的互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促进共同繁荣的过程，它更重要的还在于实现跨区域的政策层面的沟通与协调，以确保各国政策的一致性与协同效应，为国际合作创造稳定的可预期的外部环境，也为我们自身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更安全友好的外部环境。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优化外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和优质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同时，要加强与各国的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推动共同发展。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开放的中国是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基本前提。

第四，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各种挑战，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与话语权。如前所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及标准的国际化。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既与其自身的发展强大与否密切相关，又与其社会机制的成熟完善与否密切相关。一方面，经济越强大，经济体量越大，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分量就越大，从而话语权会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一同提升；另一方面，社会规制越成熟完善、越具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特质，与国际惯例认知和融合的成本就越低，从而国际的认同度与影响力就越强。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经济合作项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合作，形成多元化的国际关系网络，提升整体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在深化改革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贸新秩序。

（三）

如果说深化改革是中国社会继续前行的原动力，那么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则是中国社会继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一种经济策略，更是一种时代的宣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的判断，意味着“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

当然，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物质的交流，更是思想的碰撞与文化的交融。它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拓展，更是一种思想上的通达。在更高水平的开放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物质的交换，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人类文化的交融，思想的碰撞以及来自智慧创新的火花。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以全球视野和包容的心态来审视我们面临的所有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共赢的路径。只有通过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人类才能共同迎接未来的挑战，实现共同繁荣。“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

4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解放思想与观念更新开始。新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也依然要从进一步解放思想、观念更新出发。因为，观念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观念能够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社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而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