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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北京商报

　　作者：宋亦桐

　　在经济波动与行业变革的双重作用下，银行业正经历一场薪酬调整风暴，降本减薪让“金饭碗”光芒渐暗。近日，一则“三季度员工‘倒贴’3000万给银行”的消息将西安银行推向了风口，一时间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市场一度发出“银行业寒冬竟严酷至此”的唏嘘。然而，真相却是银行财报数据闹出的一场“乌龙”。一场虚惊背后，西安银行财务管理与内部审查控制方面的疏漏暴露无遗，而作为西北首家A股上市银行，在发展进程中，西安银行还面临业绩增速疲软、不良贷款率攀升等一系列隐忧。

　　员工薪酬闹“乌龙”

　　“上班还要‘倒贴’钱，银行这波操作神了”“这班不上也罢”……近日，“干了一季度反而‘倒贴’3000万元”将西安银行卷入了一场口水之争，事件的起因正是该行此前发布的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在当时披露的数据中，截至9月末，西安银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5.56亿元，而截至6月末该数值为5.87亿元。由此计算可得，三季度单季西安银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3127.2万元，这意味着员工辛苦干了一季度不但没发工资，反而要“倒贴”3000多万元给银行。

　　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发市场哗然。近年来，银行所处经营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盈利模式主要依赖于存贷利差，随着净息差收入持续降低，使得银行经营能力面临挑战，降薪现象也随之而来。不少网友对此热议纷纷，既对银行当下的盈利困境表示担忧，又对员工可能面临的薪酬压力深感同情。

　　此事引发市场一阵唏嘘之时，真相却是“财报数据闹了个‘大乌龙’”。11月28日，西安银行在更正公告中称，经复核，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项目的子目“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部分金额误列示至“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子目中。

　　更正后，截至9月末，西安银行合并口径的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8.29亿元，与更正前相差约2.74亿元，较二季度末增加2.42亿元，较去年同期的8.68亿元，下降4.49%；母公司口径的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8.06亿元，与更正前相差约2.67亿元。

　　西安银行表示，上述更正项目均属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对该行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不产生影响，对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合并后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均不产生影响。

　　数据的准确性是银行财务报告的核心要素之一，如此重大的列示错误反映出银行审核流程的不严谨，而这并非西安银行首次出现类似问题，今年9月末，西安银行收到陕西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郭军、梁邦海、黄长松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经查，西安银行2020年至2022年资产负债表中“金融投资”科目下部分金融资产分类不准确，监管决定对西安银行、郭军、梁邦海、黄长松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指出，银行经营的基础在于准确无误的财务报表，而现金流表作为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之一，如果出现错误，则反映出该银行在治理结构和财务管理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这种情况不仅表明银行的工作流程及专业性存在缺陷，还意味着其整体操作流程需要进一步改进。此外，财报的合规性也需要得到提升。

　　错位失衡的管理层

　　随着更正公告的发布，这场看似荒诞的员工“倒贴”闹剧将会走向平息，然而，深入剖析这一事件背后的根源时，也可以看到，西安银行管理层职责的严重错位，极有可能是财报屡屡出现失误的核心症结所在。

　　在西安银行的管理层体系中，梁邦海无疑是一位关键核心人物。梁邦海出生于1970年8月，不仅拥有博士研究生的高学历背景，还具备高级会计师资质，在其职业轨迹中积累了相当丰富且多元的工作经历。早期梁邦海在中国投资银行西安分行开启了自己的金融职业生涯，从一名行员做起，之后任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副处长、处长；国家开发银行西藏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平安银行西安分行党委书记；平安银行银川分行筹备组组长职位。

　　2021年2月，梁邦海被聘任为西安银行行长，到2023年9月，由于前董事长郭军退休辞任，梁邦海“接棒”暂时代为履行西安银行董事长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相关职责和义务。2024年4月，梁邦海被任命为西安银行党委书记，7月，其董事长任职资格被核准，与此同时，他辞去了行长职务，但在新任行长获得监管资格核准前，仍由梁邦海代为履行行长职责。更为特殊的是，西安银行原董秘石小云离职之后，该职位空缺一直未能及时填补，也由梁邦海代为履职。

　　董事长、行长以及董秘集中于一人之身，这种情况在上市银行中实属罕见，以董秘为例，其首要职责之一便是负责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业内普遍认为梁邦海在身兼数职状况下难以充分且有效地履行董秘相应职能，为银行的信息管理与对外披露精准性埋下隐患。

　　与此同时，西安银行管理层还存在“超长服役”现象，副行长黄长松、张成喆至今任职时长均超出了“7年轮岗监管红线”。

　　在王红英看来，一家银行的高管同时担任关键职位这种现象确实非常罕见，反映了该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当前银行迫切需要快速调整相应人员的分工，尤其是高管层面，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履责机制极为必要。

　　除此之外，该行还曾因独立董事超期任职并仍领取津贴一事受到过监管方面的处罚。今年4月，西安银行发布公告称，收到陕西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廖志生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决定》。其中，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主要内容显示，经查，该行现任独立董事雎国余、廖志生截至2022年11月已连续任职满6年，雎国余2023年3月向该行提交辞职报告，但西安银行至今未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廖志生明知连续任职已超6年，仍继续任职并领取津贴，至今未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随后在5月，该行公告称，廖志生已于4月29日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而这也导致西安银行独立董事人数将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直至8月，冯根福、于春玲和曹慧涛西安银行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

　　下一步如何突围

　　西安银行是一家以国外大型银行、国内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为主要战略投资者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自1997年成立以来，历经财务重组、引进战投、企业更名、跨区域经营、综合化发展、数字化转型等战略步骤，成为西北首家A股上市银行。头顶这一耀眼“光环”，西安银行本应在发展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

　　翻看西安银行近年来的利润表现，2020年至2023年，该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7.56亿元、28.04亿元、24.24亿元和24.6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05%、1.73%、-13.55%、1.56%。四年间，西安银行的归母净利润经历了先增后减再轻微反弹的过程。2020年和2021年保持了正向增长，但增长率有所放缓；2022年遭遇了负增长，到2023年该行虽然实现了正增长，但增长幅度较小。

　　截至2023年前三季度末，西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55.29亿元，同比增加4.88亿元，增幅9.69%；实现归母净利润19.27亿元，同比增加0.22亿元，增幅1.14%，主要得益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显著增加，具体来看，前三季度中，西安银行投资收益达到了8.3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432.8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5.12亿元，增幅较上年末超1173%。

　　与此同时，西安银行的资产质量也不容乐观。以不良贷款率为例，2020年末时这一指标为1.18%，经历了“先升后降再升”，到2023年末达到1.35%，在今年三季度末更是升至1.64%。拨备覆盖率则持续下降，2020年末至2023年末分别为269.39%、224.21%、201.63%、197.07%，今年三季度末进一步降至186.3%。这意味着银行在处理潜在坏账时的压力增大，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覆盖可能发生的损失。

　　从优化业务结构的层面来讲，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蓬博建议，西安银行应紧跟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加大对实体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领域的支持力度，如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等行业，提高信贷资产的整体质量和收益水平。同时，重点发展中间业务，积极拓展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等，例如发展理财业务、代理业务、托管业务、投行咨询业务等，降低对利息收入的依赖；推动零售业务升级，开发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针对年轻客户推出消费金融产品，针对老年客户提供养老金融服务等。

　　“面对整体经济调整的大背景，银行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优化其运营和管理”，王红英强调，首先，在资产结构方面，应致力于降低负债成本并提高信贷质量，确保资产配置更加合理且风险可控；同时，法人治理结构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明确董事长、行长及董秘等关键职位的职责分工。在此基础上，银行还应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能力，增强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同时，加大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入，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客户信用分析，以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并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提高个人零售信贷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减少不良贷款率。

　　针对财报“乌龙”、管理层任职、未来战略发展等内容，北京商报记者向西安银行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在业绩承压和高管合规管理的双重挑战下，未来，梁邦海如何带领西安银行突围，还将由时间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