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黎雨辰 北京报道
继11月27日因“老鼠仓”被四川证监局开具罚单后，11月29日，信达澳亚基金发布公告，李淑彦卸任在管的所有公募基金基金经理及其副总经理职务。
针对该份公告，信达澳亚基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复称：“对于其在管基金，公司已选择优秀基金经理接任，力争能够有较好的收益表现和客户体验，本次卸任不会影响基金正常运作。公司将坚持、加强依法合规稳健经营，一如既往做好基金产品的投资管理，为客户创造价值，赢得市场认可。”
而值得注意的是，信达澳亚基金此次公告的人事变动和产品交接，均发生在罚单公开近两日之后。
直至11月28日仍由李淑彦独立管理的两只基金，也在11月29日被迫紧急换人。
有接近信达澳亚基金人士向记者表示，2024年之前确有异地监管局来公司进行调查后，要求李淑彦补充提交部分材料，但后续一段时间，公司可能根据一些反馈，认为相关调查已经结束。
也有公募人士向记者分析认为，无论信达澳亚基金对这一处罚结果的落地是否提前知情，相对被动的反应，或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司内部合规风控亟待完善。
紧急更换基金经理
此次信达澳亚基金对李淑彦的卸任及离职公告，直接指向了近日监管对李淑彦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11月27日，因在2021-2023年期间存在泄露未公开信息、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行为的“老鼠仓”行为，四川监管局对李淑彦责令改正，并宣布合计对其罚没154.29万元。
公开信息显示，李淑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硕士。2012年-2015年曾先后在博时基金、永赢基金任研究员。2015年5月，李淑彦加入信达澳亚基金，曾任公司副总经理、专户投资部总监兼研究咨询部负责人。
2020年，李淑彦正式担任信达澳亚基金经理。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其管理总规模为37.29亿元，包含4只偏股基金和2只偏债基金。
此次“匆忙”卸任后，几只产品又何去何从？
记者注意到，上述4只偏股基金中，有2只在罚单披露前，便已是由李淑彦和其他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其中包括李淑彦规模最大的产品——信澳匠心臻选两年，此前为朱然和李淑彦共管，在后者卸任后，基金改为由朱然独立管理。
另一只规模不足3000万元的“迷你基”信澳匠心回报，同样由今年三月开始与李淑彦共管的基金经理张明烨独立管理，暂未继续增聘。作为投资经理年限不足1年的新人，这将是张明烨首次独立担任基金经理。
而还有两只基金截至卸任，始终由李淑彦独立管理。在其离任后，规模11.78亿元的信澳周期动力，于11月29日一并任命了吴清宇和张明烨两位新基金经理。规模4.78亿元的信澳匠心严选，则单独转由吴清宇接棒。
从个人履历上看，吴清宇比李淑彦在信达澳亚基金任职时间略长一年。在接手上述两只基金之前，其已在管的另外两只基金，回报排名在同类中较为居前，不过合计规模仅为3.3亿元。
信澳鑫享、信澳鑫瑞两只混合债券型基金，因在成立之初便为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此次也暂未有所增聘。在李淑彦卸任后，目前前者仍有宋东旭、周帅两位基金经理，后者则由宋东旭独立管理。
宋东旭2020年6月加入信达澳亚基金。其最新在管的7只基金同时包含货币基金、纯债基金、偏债混合基金等类型，总管理规模344.77亿元，目前是公司总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经理。
合规监测与应对
值得一提的是，对比过往不同基金公司对罚单当事人的种种处理方式，此次信达澳亚基金在处罚公开约一天时间后才公布处理决策的行为，无疑略显被动。
事实上，当一位员工受到监管部门调查时，基金公司内部大多会预先于行政处罚的下达而有所行动。因此通常在罚单被公之于众之前，业内便往往已能从相关人事变动的公开信息中窥得些许预兆。
例如今年8月26日上海证监局曾披露，华安基金前基金经理张亮，自2018年10月至2022年8月5日任职期间操控他人账户进行趋同交易，非法获利1566.26万元。罚没3000万元，并10年市场禁入。
而早在2022年7月15日， 彼时由张亮拟任基金经理、正在发行的华安品质甄选就传出了被紧急停止销售的消息，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同年8月6日，华安基金公告张亮卸任全部在管产品，并从公司离任。
无独有偶，今年4月，从前上投摩根“公转私”到上海贝溢投资的基金经理乐琪，因2016-2017年任职期间借职务便利获取相关未公开信息进行趋同交易，同样被上海证监局出具行政处罚函，合计罚没逾60万元。
记者注意到，在这份罚单公开前，贝溢投资不仅提前清算了旗下产品，甚至整个公司也已于今年3月25日在中基协完成了主动注销。
此外2023年11月10日，河北证监局披露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还显示，华夏基金原基金经理夏云龙因2020年1月3日至2022年9月9日期间利用未公开信息违法进行内幕交易，被罚没1061.56万元。
向前回望，夏云龙的“清仓式”卸任发生在2023年3月3日，也早于罚单披露超半年之久。
一家大型公募人士向记者介绍称，从风控操作来看，“老鼠仓”客观上确是具有一定隐蔽空间，尤其如当事人有意施行反侦察行为时，公司在法律允许的权力范围内，很难全盘锁定员工私下的非法交易线索。但至少在员工的配偶、父母等直系亲属层面，其公司已经建立了严格的账户信息监管机制，“如这些账户出现趋同交易等行为信号，理论上一般都能比较快地被系统监测到”。
“而且如果确有员工行为已受到监管调查，更标准的合规做法是第一时间让其主动向监管交待问题，同时对其启动停职、开展内部调查。”该人士进一步指出，“通过更早的介入处理，尽量减轻员工个人行为对投资者利益和公司声誉造成的影响。”
